在1950年代，一名隶属于日军第39师团231联队的士兵盐田治雄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撰写了他关于战场的回忆，回溯至1940年4月22日在皖东的次郎店。那一日的战斗并非势均力敌，却留下了惨痛的记忆。在盐田的描述中，日军从河口镇进入群山，沿着狭小的林间小路推进到次郎店。这是一个大约有百余户民居的小村，自外往内环绕着半截红土墙，墙外不远处是一条宽约五六米的小河。
在日军军官看来，村庄没有明显的防御工事或铁丝网，俨然一个普通乡村，并不符合“根据地”的标准。然当日军接近村口时，村内突然传来枪声。子弹不算密集，却极为精准。一名士兵应声倒下，随后又有人中弹。日军原以为凭借人数和火力能快速占领村庄，却没料到遭受到新四军小分队的顽强抵抗，迫使他们架起机枪，对村内展开压制射击。这种战法在抗日战争中并不稀奇，少数的根据地部队往往依靠熟悉的地形进行分散抵抗，以小博大，给进攻的敌军造成代价。
在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激烈交火后，村内的枪声逐渐减弱。当枪声停止后，日军越过小河，闯入一个农家庭院。在院子里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年轻的新四军女战士，倒在一块石臼旁。她身穿旧军装，短发贴在额头上，浑身沾满血迹，肩上的弹药袋也被鲜血打湿。虽然她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，但双手紧握着拳头，仍有一丝抵抗的气息。
一名日军伍长发现她是女性，立刻下令搜查。盐田和另一名新兵接近时，女战士突然睁开眼睛，企图挣扎，这令两名士兵吓得后退，盐田对此细节在回忆中反复提及，因为她表现出并未完全丧失抵抗能力，是一名受重伤但仍在顽强抵抗的战士。她受了至少两处枪伤，抬起武器已然艰难，依然坚定未放弃。盐田回忆她极可能是在掩护战友撤离时受伤的。关于她的姓名、部队编号和牺牲情形，现有的资料并未详细记载。
伍长见部下畏惧，决意用军刀对女战士下手。盐田记载，女战士曾尝试站起，但双手因受重伤无法稳住武器，随即被伍长杀害。“她直到最后一刻，也未曾求饶。”这是盐田在事后供述中提到的感触。作为侵华日军的一份子，他的回忆自然带有个人的视角，战斗中的细节需要结合中日双方的记录进行验证。但在女战士被杀的关键情节上，盐田并没有为日军辩护，反而承认这是一种对不再抵抗者的残酷屠戮。
让人愤慨的是，暴行并未在刺杀后结束。盐田描述伍长为了炫耀勇气，竟割下了女战士身上的一块肉，声称要带回去治病。在日军内部，流传着荒唐而残酷的迷信，认为人体的某些组织能治疗疾病，虽毫无科学依据，但在战争环境和军纪沦丧的背景下，成为施暴者恣意妄为的借口。把受害者、被俘或失去抵抗力的人视作物件处置，正是侵华日军暴行中最为黑暗的一面。盐田还提到，这名伍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审判，反而因病痛折磨而死，这一结局无法弥补受害者的伤害，更不能替代法律的制裁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盐田作为日军士兵被俘，之后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。经过审判与改造，部分日本战犯在1956年后分批获得特赦，返回祖国。盐田对于次郎店的回忆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字材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盐田并没有留下女战士的名字，这也成为了这段历史的遗憾。她或许来自新四军的某个地方部队，也可能仅是战斗中的普通战士。虽然其姓名不详，但她的抗争仍然真实存在；她的身份普通，也并不意味着她的牺牲可以被轻描淡写而过。那位重伤的女战士在面对刺刀时仍试图举起武器，而多年来的侵略士兵则在此后承认自己目睹并参与了那场暴行。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，被统一记录在同一份材料上，次郎店的村落、河流与石臼，成为留存于此证词中仅存的现场线索。
